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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陳玉梅，目前是鏡文化主筆，我曾在蘋果日報主持了「人間異語」專欄十年，也曾在司改雜誌跟壹週刊工作，我訪問過許多大人物，也訪過許多小人物。其實研究所畢業，剛出來從事記者工作時，我是在人家所謂的質報，主流媒體服務，這些主流媒體喜歡報導成功人士、大企業家，但是，我總是感覺跟他們隔著一層；其實，這些成功人士跟大多數的人距離非常遙遠。他們大多只想講自己想講的話，很難講真心話，想給記者跟大眾看的永遠都是最好的那一面。2001年，當壹傳媒來台，強調要傳達新聞的真實性，報導非常多社會寫實的人物。2001年，香港壹傳媒來台灣，強調新聞就是要傳達真實，我進到壹週刊時，正是台灣壹週刊草創的時候。初次閱讀香港壹週刊，很驚訝雜誌裡面有非常多社會寫實的人物跟社會現象的深入報導，探討很多小人物的故事以及他們的夢想跟願望。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位在菜市場一邊賣菜招呼客人，一邊彈琴的小販，草根人物遺憾從小家裡窮沒有辦法學琴，中年終於按耐不住心裏的召喚，於是在市場討生活之餘，開始苦學琴藝，每天，菜市場就是他的舞台，客人就是他的聽眾，一個小人物的故事，記者娓娓道來，既平實，又風趣幽默。有一期雜誌，其中有一頁就只有一張斗大的照片，照片裡，一個滿頭白髮的阿婆坐在熙熙攘攘的街頭乞討，行人來來往往，只要是年輕女性經過她身邊，給她錢，她都會叮嚀她們：要結婚、要結婚，照片旁，是記者寫的圖說，談到為什麼阿婆要那樣勸女人。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，那年，香港不婚跟離婚的比例開始大幅攀升。我覺得採訪這樣的小人物太有意思了，他們都在我們身邊，我想要去瞭解。在台灣，這些人可能會是怎樣的樣貌？反應怎樣的社會變遷？那時，走在台北街頭，常常會看到一群人，當時我們稱呼他們為遊民。媒體對這些人，根本是連看都不會看，他們在街頭晃蕩，喝醉隨地躺臥著，眼神迷茫空洞，有著一致的風麈和糾結的亂髮，完全不見他們有聲音。2000年開始，台灣經濟逐年衰退，企業大型化，壓縮中小企業，加上後來台商西進中國，失業人口逐年攀升。媒體開始小篇幅的關注遊民，是因為街頭遊民的面孔越來越年輕，媒體開始探討是不是失業人口年齡層往下降，導致街頭開始出現年輕遊民？但是大都是浮泛表面的描述，頂多1、2個不具名的社工的說法，從來沒有遊民出來現身說法。或許，當時的台灣媒體是認為這些人對讀者沒什麼參考價值或啟發，而沒有興趣報導，但是念社會學的訓練讓我看到這些「私人經驗」裡面所隱含的公共性，從這些個人的經歷裡，我們可以看到社會結構的問題與變化。貧困、落難，沈淪，不在個人，而在社會。那時我訪問一位藝人張琪，她會去接觸輔導過遊民，她開始鬆動我對遊民的看法，他們並非啞口無聲，而是傳統媒體忽略了他們，我開始了解他們在街頭流浪的辛苦，他們在我心裡逐漸有了特徵。張琪告訴我：為什麼這麼多遊民喜歡喝酒？因為這些遊民睡在街頭、騎樓，環境很差，有時天氣冷，睡覺的地方寒風刺骨，喝酒是為了保暖；再來就是藉酒澆愁，人生到此處境，喝酒是為了麻痺痛苦的感覺。結果就是，很多街友喝酒喝到死。我非常好奇，一個街友曾是別人的爸爸、哥哥或叔叔，鄰居，何以走到今天這一步？當大學教授的父親 如何淪為街友那時，有本書《當天使穿著黑衣出現》，作者寫的就是他的父親如何因為精神疾病淪為街友的故事。作者的父親原來是個大學教授，在作者記憶中，父親很保護照顧他，總是成全著他的計劃與夢想，從小父親帶著他跟母親出去旅行，到國家公園露營，這是父親給他甜美的經驗。但是父親自己的世界和婚姻，卻逐漸崩壞。他開始妄想，想法偏離常軌，在學校人際關係開始出狀況，後來學校不予續聘。父親其實是生病了，但是周圍人都不知道。父親的工作不順利，加上祖母過世，父親開始酗酒，妄想更嚴重了，作者的母親終於受不了跟爸爸離婚。離婚後，作者父親的生命曰益疏離，他一直掙扎著想重返生命常軌，他常寫信給兒子，信的內容充滿父愛，也充滿情緖化的妄想，但是作者並不了解父親因為精神問題面對的逆境，只覺得很困擾，尢其父親最後一封信跟他借銭，想要完成手邊的論文，他沒想到父親已身陷泥沼，只氣父親竟然敢跟沒有什麼來往的兒子借銭。後來他回信給父親説，無法活在他的世界，切斷了跟父親的連繋。在作者25歲那年，警察告訴他，他父親過世了。他們在他父親破敗的公寓裡發現的大學拒絕信，証明父親在寫給他17歳的生曰建言，要兒子無論環境多險惡，永遠沒有理由放棄，其實是在鼓勵他自己。之後八年，即使窮困潦倒，淪為街友，作者父親仍沒有放棄要重新振作，仍想繼續他的學術事業。但是最終，心臟病奪走他的希望。在父親過世同一年，作者懷抱著拋棄父親的罪惡感，開始沿著父親在人間的足跡，一個個訪談曾在父親身邊的人，經過一路探索追蹤，他才發現父親因為精神分裂症瘋狂，淪為街友的過程。這個故事就是細細記載著一個父親對兒子的愛，也記載著一個兒子對父親的遺憾、抱歉跟理解。我看了很震撼，我之前提到，街友不都曾是人家的父親，也曾有家人，為什麼跟家人疏離？從此不回家了。我們在台灣也看過許多精神病患流落街頭，這本書記載的不就是這樣一個故事嗎？那在台灣，這樣的人是曾經經歷過怎樣的過程，而淪為街友？帶著假設去採訪 或讓訪談引領假設我記得我剛在媒體工作時，做採訪報導的方式是，記者帶著一個假設問題，然後去搜集資料，進行訪談，所有這些動作，都是為了驗證我們的假設，所以經常是符合我們假設的資料才會引用，訪談時，則要盡量引導受訪者講出，符合我們假設的答案。而不是反過來說，你在社會現場看到的這些人不符合你的假設，你要修正你的假設。後來我出去訪問，我丟開知識份子或是所謂菁英的視角，更開放的去看這些人，比如我們採訪街友、性工作者，或是在公園掃地，打掃公廁的這些清潔工，拾荒老人，或是帶著罕見疾病或身心障礙兒童的父母，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由他們的口中自己來講；他們也許會講，先生跑了，或是無法接受家裡有這樣的孩子，跟她離婚了，自己一個人怎麼面對這些困難？一個單親媽媽薪水就只有兩萬多，三萬，家裡的開銷，孩子的保母或學費就是這麼多，經濟壓力非常大，請問她要怎麼辦？我常看到這些受訪者為著生活苦苦掙扎，我覺得如果我是他們，我會懷疑我是不是有辦法應付。可是這些媽媽在沒有資源的狀況下，她可能最後只能靠身體賺錢，可是你會看到這些媽媽就是要去解決她的困境，可是在這過程，妳又會看到他們非常樂天、荒謬跟好笑的很多事情，這都讓我們感覺，他們就是活生生的人。這些活生生的人是我早年當記者時，比較少感受到的，因為我們想的都是我們假設的問題，我們沒有看到真正的人，他們關心什麼？他們對這個社會的看法是什麼？在面對這麼大的困難時，支撐他們活下去的力量是什麼？照一般人來看，這根本沒有路了，怎麼辦？面對這個問題，曾有一個受訪者這樣回答我：「當撞牆了，就會去找路了。」我常想，這些人面對困難或許後來會失敗，或者走一步退兩步，可是我都看到，他們內在的力量。他們也會帶給你力量。從他們身上，我也看到這個社會是極其不公平的，他們沒有什麼資源，都要自己想辦法找資源，我關心的就是這群人如何在挫折打擊時，還能往前進？主流媒體喜歡報導一個人成功了，到底他為什麼成功，絕口不提這人可能有多少社會資源，機運在支撐他，然後大家抱著羨慕的心情，看待這個成功人士，我不太知道這究竟有多少啟發，但是我經常都是在很多失敗的人生裡，得到很多啟發。或者是在經歷很長的黑夜裡面，看到光明的時候，才看到一個人的改變；就在那些黑暗環境裡面，真的會看到人性的尊嚴。小人物哪裡找？ 仔細觀察就在身邊當記者10幾年，常有人問我，這些人都是怎麼找到的？認識黃先生完全是個意外。那是在當代漂泊的攝影展中。當代漂泊是一個幫助街友的組織，看街友裡面很多都曾是很有能力、想法的人，於是他們為他們募了一些二手相機，給幾個有興趣的街友去拍照，拍他們在街頭的生活，對這個城市的觀察。後來，他們辦了一個小型攝影展，那天我就去了。我們經常到現場去找值得報導的題材或人物，像我曾經去萬華西昌街、廣州街找那些流鶯或是街頭小販，茶室老闆娘。來這個攝影展也是想看看會不會有些街友來，那天有個認識的街友在招呼人，我訪過他，他跟多數的街友一樣，靠著陣頭，做粗工，想盡辦法活下來，但是長年睡在外面加上粗重的低薪工作，他的身體越來越差，這天他很苦惱地說，最近都無法出去工作，因為身體無法負荷。這時，我就突然看到一個西裝筆挺，帶著帽子，背著一個黑色公事包背對著我，正在看攝影展的先生，他看起來五十歲上下。我第一眼看到他時，心裡的想法是說，哇嗚，竟然會有中小企業的老闆會對街友攝影展有興趣，我覺得這真的是件不容易的事。我就上前去問他，怎麼會來看這個街友攝影展？他才說，他也是街友。我當時真的非常驚訝，因為我沒看過穿著像個小老闆的街友，這很違背我們一般對街友的印象。一般街友在外面到處睡，可能也沒有被子蓋，餐風露宿，從他們的面容多少都會看到他們滄桑的樣子，可是這位先生看起來就像個一般歐里桑，身材圓圓的，嘴角含著笑，非常有禮貌。他開始跟我說起，他為什麼變成街友。他原本開一個小小的紡織廠，在做代工外銷，後來紡織產業開始外移，他被倒債，只好把工廠裡面能賣的機器跟材料賣一賣，拿去還債。結束工廠後，他帶著兩套衣服北上看有什麼工作可做，想賺錢還債。這當然是很困難的事，很多人都勸他逃到大陸，但是他覺得朋友借他錢還債，他不能逃跑，每個月賺到錢就盡量還，所以他沒錢租房子，晚上就睡在台北火車站地下街。剛睡火車站時，他意志非常消沈，一個清潔阿姨看他成天晃來晃去，每天念他：趕快出去，不要待在這裡，我看你不是這個料子。阿姨看過太多街友了，好像成為街友就再也難以翻身。黃先生聽了有點醒了，覺得難道自己真的要繼續這樣失意的躺在這裡嗎？後來他就盡量去找工作，不管什麼工作都做。有人說：一日遊民，終身遊民，他也不理會這些說法，就照自己的方式去做。後來他遇到新來的街友，特別是年輕的，他都會勸他們，盡量去上班，有工作做，比較不會被人看輕。一天賺五百也好，至少要吃什麼還可以買。黃先生說，遊民裡其實臥虎藏龍，只是因為失業失志，再也爬不起來。黃先生振作的方式非常有趣，比如他說自己很幸運，是街友裡面睡得最好的，他會在地板上鋪很多墊子，也有睡袋跟毯子，這些東西他都留著，不會像其他遊民，因為東西沒地方放，又懶得拿或常被驅趕，天氣一熱就丟了，隔年冬天就沒這些東西保暖睡覺。而他每天把這些東西收好，在火車站每天花個一百塊租個寄物櫃，然後把自己所有東西放在裡頭。他後來在醫院做清潔工，當個小組長，每天早上五點多，他利用公廁梳洗，穿戴整齊就去上班。雖然醫院外包的清潔工作因為競爭，價格越壓越低，工資自然也無法提高，他坦承也是做得很無奈，但是每當回到火車站，看到失業的人活得越來越萎縮，他還是覺得要跳出去工作，像他就覺得自己因為有接觸到外面的人事，心態才會改變。他假日呢，就盡量到圖書館去看看報章雜誌，就是不要讓自己晃蕩，一晃蕩就想要喝酒或做些什麼；他也不去網咖，因為出入複雜會影響心態。他也不喝酒，他喝老人茶，經常晚上在台北火車站地下停車場，他就鋪個墊子，擺個壺，跟著幾個想法比較相近的街友喝茶聊天。他們很少過問彼此的過去，因為來到這裡的，都有各自的問題。黃先生始終單身，年輕時因為工作不穩定，不敢結婚，後來開工廠忙，一個人也習慣了，老家在苗栗，還有兄弟，他只跟他們說，工廠收了，他在外面工作，不想造成家人負擔。後來我聽當代漂泊的社工說，黃先生債務還清了，去租房子了。其實，這樣的好故事就在你身邊，就看你有沒有辦法「發現」他們，我們常常僅憑外表看人，但是細問之下，才發現外表下有另外一個令人難以想像的故事發生在他身上，這就是當記者很有趣的地方，有新的發現。拆解記者本身的偏見 才有可能更靠近真實作家拉莫特在《寫作課：一隻鳥接著一隻鳥寫就對了》一書中提到，所有好故事都在等待有人以新奇、奔放的方式說出來，生命就像資源回收場，人類的一切喜怒哀樂跟關切的事物都在世間反覆循環、再現，她提醒我們，必須發揮感受力，也許是個人的幽默感，將心比心的同情與理解。但是我們很容易受自己的偏見，或習以為常的想法蒙蔽了一些視野，這也是我認為台灣媒體很大的問題，許多媒體一直在強化對某些族群的刻板印象，比如外遇或離婚就一定怎麼樣？街友就是不努力，但是強化這些，對我們理解現實根本一點幫助都沒有。你只是立刻關上你的好奇心，你就不會有新發現了。好奇心是記者最重要的特質，我當記者時經常是我約了一個人，或者在某個現場見面，當我訪問深究後，才發現他跟我想的完全不同。所以我認為一個成功的採訪就是能拆解記者本身的偏見，或者社會約定成俗給你的東西。你只有不斷拆解，你才會讓你的了解更推進一步。目前的台灣媒體訪問，不在乎真實，喜歡預設答案，為了得到想要的答案，或是只是要應證自己的立場或意識形態，還試圖把受訪者沒講過的話硬塞進對方嘴裡，訪問因而大多陳腐，毫無新意。這是現在媒體空洞化的原因之ㄧ。其實媒體的生命在第一線的採訪裡，當有新發現，追求詳實的報導，是當記者最有趣，最有生命的部分，當記者欠缺這一部分，這個產業離死亡也不遠了。我們也不需要記者了。我們的成長經驗或課本裡，從來不會跟我們講，底層社會這麼黑暗的東西，明明這佔人口很大一部分。我們從一個個看似出軌的人物當中，發現造成他們溢出常軌，背後共同的社會結構的原因。這也是我覺得個案重要的原因。個案的細節裡也充滿故事跟感情。為什麼大家喜歡聽故事？還有我們剛當記者時，記者前輩或主管就不斷叮嚀要我們說一個好故事，為什麼要把故事說好？像這個時代，我們已經不相信宗教，覺得宗教偽善；我們也已經不相信各式各樣的意識形態，那還有什麼可以依靠？這就是我們需要好故事的原因，我們都希望在這些人的故事裡面，找到地圖或座標，或是他跟我們一樣經歷同樣的困境，那他是怎麼處理的？我又是怎麼處理的，就像神話一樣，我們在裡面看到人性共同的東西或原型。有些故事腥羶色只是表面，當陽光照進去，你才看到事情跟人物真正的內裡，充滿勇氣，充滿尊嚴。